解嚴三十年 台灣的另類「代價」

解嚴三十年 台灣的另類“代價”

近十年來，台灣坊間不時流傳一則略帶自嘲的“兩岸笑話”，它是這麼說的：“早期啊，大陸在搞文化大革命，台灣拼了命在搞經濟建設；現在啊，大陸拼命在搞經濟建設，台灣卻在搞文化大革命”。這雖然只是個比喻，無法解釋全局，卻也抓到了一些兩岸政經發展上的盲點。

重譯這則“笑話”的正經說法，可謂大陸補修經濟課，而台灣在補修政治課。不論是雅俗的哪種語境，這樣的比喻都點出近30年來，當中國大陸戮力發展經濟的同時，台灣卻陷入政治紛爭，日漸無力發展經濟的景況。熟悉兩岸發展的人，對此應該都有感於心。

2017年適逢台灣解嚴30週年，回顧30年來，台灣得意於早先的經濟發展成果，依循“現代化理論”的指引，待一批中產階級興起後，訴諸對民主化的渴望，終於在“寧靜革命”的國際禮讚下，成功揚棄威權體制，迎來政治民主化。隨後而來的，是各式社會運動蓬勃發展，這當中確實帶給台灣一些收穫，卻也同時付出了額外的相應代價。譬如說黑金政治、民粹政治動輒影響政府政策，主事的政府官員短視於選舉需求，卻少看了長遠的規劃等。這些都是解嚴30年，台灣實現三次和平的政黨輪替之餘，仍待修正、自我完善的體制缺陷。

檢視台灣的現況，不言自明的一大困境是經濟長期發展不上去，從治理的角度評估，很多問題若是處在經濟表現好的條件下發生，於國家、於政府而言，確實能有較多的手段與資源相剋服，所謂“經濟決定論”自有其一定道理。舉凡從年金改革爭議、高等教育發展到民生普遍的低薪問題等，都是台灣經濟長期停滯下，結構性的爛瘡。同時，這個結構問題也直接影響了兩岸關係的主被動關係。

回到最初的“兩岸笑話”，真要說，政治紛爭其實一直都存在，不曾在中國大陸或是台灣消失，差別是台灣的政治紛爭，在早期的“白色恐怖」時被壓抑了下來，而中國大陸則是一直都沒明顯的浮出檯面。又換句話說，政治紛爭是否真能與經濟發展狀態呈現絕對的負相關，其實流於直觀解釋，也難以言說。如果說政治紛爭看起來比較嚴重，經濟就會比較差的話，中國大陸內部的政治競爭，鬥得絕對比台灣還兇，照理說中國大陸的經濟表現應該會很差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

是以，兩岸都有彼此不同的發展脈絡，如果直接用“一個搞經濟建設，一個搞文化革命”去嘲諷現實的話，未必能有多麼精準的理解。 當然，台灣經濟發展不若以往是事實，也是台灣自身必須注意的要緊事，但如果把所有問題都推給民主代議政治的話，恐怕台灣的經濟問題也沒辦法得到解決。扼要言之，台灣各方面發展的困頓，問題主要出在政府的治理能力，從政府組成到做出決策，乃至於政策執行，整套的不效率所致。

回顧台灣解嚴30年，儘管社會擺脫威權的壓制獲得喘息，但在發展之餘，結合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總體產出的績效卻日益不彰，這是台灣必要嚴肅面對的挑戰。客觀來說，台灣如今的處境不被看好，日益窮困，但還未窮到只剩下民主的地步，當台灣內部早習慣站在民主的基礎上，圖凝聚各項發展的共識時，也必須有所體認民主不是萬靈丹，民主實際存在走回頭路的可能。如此，台灣才不會陷入以為民主萬能，卻萬萬不能的末路。

是以，台灣儘管接來了三次的政權和平轉移，看似渡過杭廷頓（Samuel Huntington）所言從威權解體、民主轉型，最後民主鞏固的階段，但民主轉型實是一個長時的過程，對於近年來，台灣內部多次提出尋求體制內改革的訴求，徐圖解決問題之餘，亦當避免釀生更多衝突，否則衝突面一旦擴張到一定程度，損及人民對民主的信心、傷及民主內涵，只會是適得其反的結果，倘若同時間的經濟表現顢頇，更會加速人民對於民主體制的不信任。環顧土耳其、烏克蘭等近年“民主反潮”的例子，台灣自當引以為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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